以减税为契机，推进中国税制的优化改革，应该正为未来中国税制改革推进者的共识。

第七，中国私企产生利润后常常不投入再生产，而是进行浪费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因此，中国国企改革的首要环节，就是在理论和法律上明确：国家只是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并不是所有权的主体。

第六，小农意识浓厚，小买卖人的管理方式落后。国有企业的进，并不是造成私有企业退的原因，而是国企有较强的应对国际资本冲击能力导致的。让国企退出竞争行业的说法，根据是什么？国企的主导作用恰恰体现于竞争行业。国家资本的主要矛盾就是所有权主体与占有权行使机构的矛盾。基于此，所谓全民所有制中的全民，只能理解为全部、全体公民，即在中国或特定区域内的全体民众，全民不是一个独立的总体，而是由全体个体公民按一定原则和机制形成的联合体，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现有的私企最早的也只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起步，没有充分的积累，资本量不大。第三，明确并尊重所雇用劳动者的权利，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广东、浙江应当起带头作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日前有个讲话，说再过若干年江苏的经济有可能超过广东，但超就超了，我们现在不要纯粹在量上和别人比，而要在产业结构上和别人比，要做好经济转型。

第一就是整个系统的腐败，因为体系性的腐败使得社会的资源不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贪掉了很多，都浪费掉了。中国大陆这么大，不可能按台湾的发展道路和办法走，也不可能像韩国那样，但如果将这两种比较成功的模式结合在一起，我想至少适合中国大陆2/3的地区。只有这样才能使韩国这种重视大企业——不是纯粹把它做大，而是把它做强的经济发展模式运行得更健康，这一点对中国沿海的大城市特别重要。假定我们东南沿海的这些省中，两个经济强省，广东或浙江，能够率先在经济、社会、法律、行政管理、教育等方面综合性地推出新的政策平台，我认为中国至少沿海地带的其他省份，就能跟随着广东、浙江，走出很多发展中经济体走不出来的中等收入陷阱。

在我的记忆中，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菲律宾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高。不能让第一轮在后面的人第二轮还在后面，第三轮跑到更后面去了，这样只能创造反抗社会的破坏性力量，因为这个社会和他们不是在一条船上。

它也是发展中经济体里最早做到通过自创品牌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不是给别人打工。第三，台湾多少年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重视对中小企业扶持。比如提升人力资本，包括在职训练和再就业训练，包括新产品新技术下乡，包括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有些没有跃出来，甚至倒退了，又是因为哪些原因，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但在过去的25年，菲律宾人均收入增长停滞不前，遇到严重的天灾人祸甚至还要倒退一点。2011年底中国调整了国内贫困线的标准，以前是远远低于联合国规定，也远远低于如印度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韩国在发展策略上，对中小企业没那么重视，它重视的是大的财团。联合国2011年初的一个研究报告指出，人均教育投资，包括政府、家庭等方面的投资加起来，韩国是世界第一。

中国改革的参考中国最需要的改革都属于制度或生产要素的软性部分，还有社会结构中那些非物质的方面。这里举两三个和我们距离比较近的例子。

由此，第二个需要清楚估价的是，我们有相当一大块的人——我想不会低于两亿——很容易被抛回来（即抛回贫困线以下）。我们周边成功的案例，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韩国。

只有对这三块都做一个量的估价，才能提出从中等收入往上提升的展望。这些问题都是劣质发展的表现。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它受到的打击就很大，过去几年情况也没有显著改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始终存在，但一定不能让不平等越来越大，而且不能让不平等的那些社会群体永远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根据新的标准，中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大概有一亿五千万。还有一点比广东更强的，是浙江整体的文化素质更高，这是几百年慢慢累积下来的。

我每次回内地，都很注意周围超市和农副产品市场食品的价格，其涨幅是非常显著的。这两个经济体在发展战略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很多不同。

但韩国有一点很给力，可能在世界上是做得最好的，就是大力发展教育，即人力资本的培养。许多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学者都认为台湾和韩国的自然资源严重缺乏，土地也不够，经过多年的战争破坏，像这样的经济体根本没办法与拉丁美洲的经济体相比。

我们需要研究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成功跃出陷阱是靠了哪些改革。如果韩国在2000年以前，不痛下决心走这一步，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我非常希望广东能率先这样走，另一个我非常看好的是浙江省，它有这个潜力。这就造成社会的动荡，甚至很多地区有恐怖主义活动。对他们来讲，更期待的是不要使实际生活水平停滞甚至倒退。所以，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把步子迈得更坚强，要更有前瞻性地迈下去，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但通过政策的调整，在下一个十年，在第一轮发展中最亏的这八千万人中间，有五千万人找到了第二次机会，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比较良性的过程。浙江的教育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经济的外向性同广东一样，非常强，而且浙江有一点也和广东非常相像，就是能打拼。

这是很基本的一个估价，下面我们才能进入第二个层次。在这点上，台湾各界都承认差韩国一大截。

怎样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发展政策、社会政策和法律方面的调整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第一就是提升这些人的劳动工作技能，这是关于人力资本。我们农村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对整体来讲还是要想办法拓宽进入更高收入的渠道。

谈中等收入首先要做好三个估价对比较小的经济体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意义及相应的对策，是容易回答的，但对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的经济体，如何理解中等收入陷阱及如何据此制定相关的政策就变得非常复杂。如果物价再涨，特别食品、医疗、住房和教育的价格再上涨，那么五亿人中间可能有一两亿人会再跌落至中等收入的最低线以下。韩国是原来世界发展中经济体里最早进入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这个第一可不容易。所以只有时刻把这一亿五千万人放在政策优先考虑的单子上，我们才能见到中国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的本质。

我非常支持他这个观点。菲律宾现在人口快到9000万了，按照国际标准，一个经济体的人口达到4000万，就相当可观了。

我想，如果能将之前提到的几个焦点做一个总括性的政策并加以推行，那么即便不是全中国，至少中国做得最好的一些地方，是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菲律宾的贫富差距太大，真正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的人比例太小。

国内已有相当多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5，属于世界最高水平的范畴。只有依靠这一点，才不至于被自然资源不足这个缺陷拖住不能往前走。